“老叔,这是纪事报,我寻到一份,您看看。”
“有意思,这不写着高仲明纪事报吗”
“所谓高仲明者,是并无其人的假托。我查了一下资料,纪事报是以顾建平为首的四位新闻工作者合作创办的一份油印的地下报纸。”
“报纸内容够大胆的,这是那冒出来这几位啊”
“我给您介绍介绍。顾建平原来是天津大公报采访主任兼本市新闻编辑。林墨农,孔效儒都是大公报记者。还有一位程寒华,是益世报的记者。
大公报、益世报等几家象样的报纸停刊后,他们自己首先感到了对新闻的饥渴,想到一般爱国同胞的同样饥渴,这就动了办地下报纸的念头。
有利的条件,就是日军虽然已经占领天津,却未侵入租界,这就可以有回旋余地。这些人无党无派,又很爱国,我看,把他们拉过来给我们办一份正规的地下报纸才是正道。”
这个问题我也想了,现在有现成的人,你就操持起来。有一条你要记住,这个时代的新闻工作者骨头硬,你要有个合理的理由。虽然我们名气大,可冒冒失失也许就办不成。”
顾建平家住法租界三十号路就是现在的哈尔滨道,天德里十四号二楼,他就把那里作为馆址,编印成报。
新闻来源要靠收音机收听各方的广播,他们没有收音机。他们结识了一位拥有一部名牌收音机的朋友,这位朋友同意他们每天晚上去他家收听广播,抄录新闻。报纸的出版需要印刷机,他们不敢作铅印的奢望,只打算油印。油印机就好办了,有旧的。他们又找来一个旧的胶滚,几十张蜡纸,两支旧的铁笔和一块旧的钢版,用斧头一分为二,以便两个人能够同时刻写。
一项事业的开始是需要开办费的,他们都很穷,只凑集了一元八角钱,用一元买白报纸,六角买油墨,二角买牛皮纸自做装报纸的信封,这就是全部开办费。
纪事报是一份十六开、十二张的日报。不仅有战争新闻,还有特写报道、本市新闻、社论、短评。创刊的最初三天,每天只印刷三十份,十份送给自己最可靠的亲友,逐步推广;其余二十份留存起来,作为补报之用。
他们每晚十一时去那位朋友家抄回南京的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十二时抄完,十二时半回到报馆,这位记录员辗转借来一个可以在宵禁期间通行的白布袖章,才能往返十里而无阻。
于是紧张的编写工作,就在密闭的楼上开始了。窗户用双层的席子遮上,再加上一层黑布,以免夜深人静时灯光和声音外露。四位工作人员是编辑兼刻写兼校对。由于过去是从事新闻工作的,驾轻就熟,不太困难就把版面编排好,然后一版一版地印刷出来,天亮以前,报纸就可以装进信封,每人负责把自己份内的报纸,亲自送给自己的亲友。就这样,纪事报静悄悄地诞生了。
如一声春雷,惊醒了天津的爱国同胞,并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欢迎。发行量由最初的十份,增加到五六十份,二十天后升到四百份,两个月后发行八百份,最高时接近一千。
这是在日军占领下,天津出现的第一份最具规模的宣传抗日的报纸。后来,纪事报成为沦陷了的天津坚持得最久,影响面最广,后来成为日本人搜捕的最大目标的地下报纸,这些不是他们当时能想得到的。
在纪事报之前,路透,合众这些外国通讯社,也印过一些他们的电讯在门前散发,但不成为报纸。跟在纪事报的后面,还出现过正字报,中华日报,建华日报,公报,益世报等地下报纸。
正字报和中华日报则和国民党党部有关。中华是铅印的,但不是每天出版。建华本来是日报,后来成了不定期。它们全都出版于纪事报之后,而消失于纪事报之前,公报、益世报寿命也很短。此外,还有些只印战事消息,有如传单的“蚊报”,更是旋生旋灭。
纪事报它及时地报道了抗日战争局势的发展,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以鼓舞人心。它对爱国的读者来却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尽管屡败,还是屡战,还要抗战,还在抗战。
纪事报是巧妙利用了天津的外国租界来进行工作的,不同于上海的是,英法租界的力量比上海弱,因此不可能有上海租界如孤岛般公开为抗日作宣传的那样正规的铅印报纸,而只能用油印的方式,以地下的形式秘密出版发行。
就在刊出蒋介石的告转天早晨,他们设在英租界益世滨道,现在的柳州道与敦桥道,现在的西安道交叉处益世里十一号报馆地址受到英租界工部局的搜查,以顾建平为首的工作人员多人被捕,顾建平不亢不卑,力陈宣传抗日是中国人的本份,不违英租界之法。但工部局警务处还是把他们把他拘禁了。
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长特里接到了克里特的电话邀请他去起士林见一个朋友,就是上次那个中国朋友的表兄。
坐在去的汽车上,特里想到的是白花花的银子要装进自己的口袋。
起士林的雅间里,特里见到了早已等候的克里特和兰黎明。
“我来介绍,这是意德慈善基金会的兰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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