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法军攻打台湾，偷袭南洋水师，中法战争暴发；中、法海战，镇南关大捷……
却，中法《李福协定》签订后，清皇朝原以为自己做出了如此大的让步与妥协，该可以换取所企求的和局了。
此后，中法两军各守阵地，确也不再有战事。然而，这一看似和平的局面未能维持多久，很快就又被打破了。
因《李福协定》中，清政府答应了“将驻越清军撤回境内”，但却没有明确撤军时间；办事拖沓的清朝官僚机构迟迟没有将撤军命令下达到前线，驻越清军当然不敢擅自后撤；所以，仍驻扎在中越边境的越南境内。
然而，法军见清军仍在越南境内对峙着，却不耐烦了；藉口有《李福协定》的规定，欲以武力强行将清军驱逐。
于是，五月二十九日，法军中校杜森尼率领一支法军向中越边境推进，逼迫驻扎在北黎观音桥一带的清军投降或撤退。清军没予理睬，只是派了三名联络官到法军营中交涉。
杜森尼蛮横地扬言：“要武力接收越北的谅山、高平两地。”并枪杀了前去交涉的清军联络官，然后就向驻扎在谅山的清军发起了攻击。
清军遭此袭击不曾提防，只好仓促应战。
幸亏，法军仅有数百人；清军奋起还击后，法军即被溃败，并死伤了数十人，此即史称北黎事件。
北黎事件后，南疆的局势复又紧张了。
而此时的清庭，因甲申易枢后朝中更是没了能人；待得南疆战鼓催人时，慈禧太后这才觉到了那些不中用的草包虽然可任其摆布，但却难以驱用；此时，才又想起了收复新疆、曾使沙俄丧胆的左宗棠；于是，下《懿旨》又将左宗棠调回京，复任军机大臣。
而杜森尼见武力强取谅山不成，只得又来软的一手；于是，新任法国代理公使谢满禄向清皇朝的总理衙门提出抗议，反咬一口“中国背《约》，挑起争端”；要求“清军立即从越南撤兵”，并“赔偿法军遭受的损失三千八百万两白银”，且限令清政府须在七日内做出答复。
法国《最后通牒》式的无理要求，清皇朝一时难以接受；于是，朝中主战派竭力抵制。
而此时法国新任总理茹费理，竭力主张武力侵略中国，根本不想与清政府谈判；于是，茹费理撤换了较为温和的法国驻华公使宝海，让同样强硬且乖戾的巴德诺接任。同时，命令法国海军部长裴龙准备把战火延烧至中国境内。
于是，裴龙电令孤拔：“如果中国政府拒绝答复，可袭取福州和基隆。”
孤拔受此指令后，立即派遣梭尼号与雷诺堡号两艘法**舰以“游历”为名，竟然驶入福建的闽江口后抵达了马尾港；然后，大模大样地与清皇朝南洋水师的船舶停泊在了一起。
马尾港原是福建水师的基地，而今归属南洋水师；岸上即是福建船政局的马尾造船厂，可谓是军事禁地；而闽江口外有五虎岛及大、龟屿等可供扼守的岛屿，素有“双龟守户，五虎把门”之；且闽江口水道狭窄，地势险峻，两岸又有炮台夹峙；如此奇险之处，却会让法舰毫无阻挡地轻易进入，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
对于法军如此明目张胆的挑衅，清皇朝一时却没了主意。
有的建议：“根据《万国公法》，应将驶入马尾港的法舰武力驱逐。”
有的则认为：“干脆先发制人，予以歼灭。”
但是，主政的醇郡王奕譞、庆郡王奕劻、礼亲王世铎等权贵们却担心事情闹大不可收拾，而都竭力主张“忍耐”；抱定了“彼若不动，吾亦绝不可动”，仍心存侥幸希图能不了了之。
于是，明令闽浙总督何璟、福州船政大臣何如璋、张佩纶等人“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唯恐擦枪走火酿成大祸。
因此，法军的两艘兵舰停泊在马尾港内长达四十多天，非但无所顾忌反而受到了清庭的款待，实在是奇事一宗史所罕见。
不久，法国新任驻华公使巴德诺抵达上海；清庭赶紧派遣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赴上海与巴德诺晤面，欲重启中法之间的谈判以求解决争端。
然而，此时的法国议会已通过了一项“增拨三千八百万法郎侵华军费”的《议案》；巴德诺是带着这个使命来华，也就根本不想解决争端，而是欲以武力再行征服。
所以，巴德诺抵华后做的第一件事，即是迫不及待地命令法国侵华海军副司令利士比率军舰偷袭台湾，以把战火进一步延烧。
因此，曾国荃欲与巴德诺的谈判只能是无果而终。
光绪十年八月初，利士比遵照巴德诺的命令，率领四艘军舰进攻台湾的基隆了。
此前，曾经解甲归田了的淮军悍将刘铭传，因见法军在越南张狂却欲进犯中国的南疆；已归隐乡间多年了的刘铭传愤然而起，《奏》请重赴沙场杀敌报国。
于是，朝庭又任命刘铭传为督办台湾事务大臣，赴台备战以防外夷来犯。
果然，在刘铭传到达台湾半月后，法军就进犯台湾了。
法舰抵达基隆，利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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