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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完本感言我决定写这样一部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已是好多年酝酿的事了。 甚至在创作前几部中短篇小说时，都会时不时地萌生创作这部长篇的计划。每完成一部作品时，都对此书有一种强烈的创作的**。也许是与我的经历有关；也许是与许许多多同我朝夕相处过的人有关，他们总是在催促、鼓舞着我：“老兄，我们这一代知青有好多好多的话要对这社会说，有好多好多的话要对后人说，我们都已经是行将就木的人了，老兄，你有文笔就把它写出来吧。”因而，越接近晚年这种创作冲动就愈加强烈，以至于不把它写出来，似乎我就像没完成使命一样的有一种缺憾感。?回忆一下我四十多年驴年马月的经历，曾经不同程度地在各种环境里生存历练过，同样也和许多各类人物相处、共事、交往过。对于农村、工厂、基层社会的人和事，算是比较了解或者说是深有体会的。在共同生存的岁月里，我与这些人有过虚伪、渺茫的来往，有过皮笑肉不笑的笑脸，当然也有过真情实意的情感交融。小说里描述的有些事甚至就是我本人的切身感受。动笔之前，我又多次和有关朋友促膝长谈过。甚至和书中的不少人物原型有过相当长时间的接触，他们动情的音容笑貌，他们的一言一行，闭目如在眼前。他们曾经不自觉地把我带回到了那些提心吊胆、诚惶诚恐的往事中去。书中的许多人和事都有真实的一面。比如，孙猴子、猪八戒、沙和尚、郝正贤等人物的遭遇都是生活原型，我笔尖里流淌出来的全是生活原貌，几乎没有一点虚构成分。这些人栩栩如生地活跃在眼前，我就像个录像师和书记员记录着他们的音容笑貌悲欢离合。也许会有人问我，书中为何没有一位完美无缺的人物呢？我只能说，金无足赤。因为生活中是没有完美无缺的人，任何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他身上，有阳的一面就有阴的一面，成绩和缺憾是并存的。书中的主人公孙乃正以及他的铁哥们朱晓杰和沙喜福，都是一个在不断成熟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带有当代社会特性的人物。他们的思潮随着社会变革而变革，革命、下乡、回城、下海，随着社会的万花筒转动变化着。他们自豪、得意过，也迷惑、矛盾、犹豫过，他们毕竟不是神，他们的所作所为均在人之常情之中，可以说他们是社会的产物。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决定行为，经历了种种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在他们身上不可能吃一百个豆还不嫌腥，必定在实践中不断成长，不断地成熟了起来。我的这本书没有什么精彩的悬念，没有什么特殊的写作技巧，只是按照主人公的踪迹如实写来，尽可能地尊重人物的本来面目，尊重这个完整的肌体。或者说，我是小心翼翼地、全神贯注地、一丝不苟地写来，让它呈现它本来的面目于读者面前。我确实弄不清我该运用什么技巧，也弄不清这本书按时下很流行的说法，该归属于什么流派。时至今日，过来的人们对这一代下乡知青的命运总是怀着一种诡秘的、虔诚的、胆怯的心理看待它；而八〇后的小愤青又好像把他们的父母经历看成传奇故事或者是当代神话。然而，这片充满呐喊的神奇土地同样是文学不该不去涉及的领域。那里有烂漫的山花；有瑰丽多姿的人性；那里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说，更有好多好多的真、善、美的情感值得后人效仿继承。我无意在作品中阐述什么主题，只是把心中要说的话说出来，把曾经值得记忆的人物性格表现出来，至于别人怎么理解都可以。我同样无意在作品中刻意雕琢、精心编织悬念机巧之类，只是因为这些人物一旦活跃起来，我就身不由已的只能按照他们运行的轨迹前进，我无权涂改、更不能去编造事实。一本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写完了，本不该再写什么后记之类的东西，可我写完了这部《跨代音符》之后，总感到在这里向读者交代交代心情，沟通一下情感好受些。作家必须写他熟悉的生活，写他熟悉的人。我经历了文革期间的停课闹革命场面，参加过武斗和斗批改，响应党的号召上过山下过乡，农业、林业、水利、石油、化工行当都干过。文革十年我当过政工组组长、党委常委；改革开放以来我当过工会、企管、职工教育部门的干部。与工农基层领导和民众打了一辈子交道。可以说我太了解他们了。我写他(她)们这些熟悉的人。就是想在现实题材小说里种一棵小草，因为我觉得目前反映现实题材的小说太少了。这就是我要写《跨代音符》的另一层动力。为了纪念中国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为了给我们的子孙有一段史实样的真实情感的交代，能让80后这一代孩子了解他们的父母辈同祖国命运同呼吸的艰难历程，我一直坚持在创作中不虚构、不夸张，基本已报告文学的要求标准去做的。现在的青年读者读后一定会感到力气，好像在看天方夜谭，好像在看一千零一夜，这一点都不奇怪，时代变了，跨时代的意识不可能与那个与现在有一百八十度变迁的境遇相吻合。但是我相信，只要他们把这本书拿给他们的父母看或者念给他们的父母听，他们的父母就会告诉他们说：“这位作者写得太真实了，真真的没有一点虚构和夸张，这本书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应该当成一部史料保存下来。我们相信这本书在若干年后一定会更加体现出它的自身价值。”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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