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仿效美国先例退还庚款，作为发展棉花、绵羊生产和进行地质调查（主要是找石油）的经费。贷款一亿元给中国办国营铁厂，向日本供应生铁和矿砂。整顿关税和内地税制，免除棉花、羊毛、生铁、铁矿石的出口税，以排除开发内地的障碍，鼓励出口。二、发展中国交通，以控制其经济命脉：由日中银行家成立“中国铁路公债资本团”，凡新修铁路和现有铁路借款到期所需的资金，一律由中国政府发行铁路公债偿付，资本团负责承兑和募集；资本团在铁路事业的发展和经营管理中享有推荐顾问的权力。三、改革中国币制，使其货币金融附属于日本：从东三省、直隶省和山东省开始，各省银行在日本资金支持下和日本顾问领导下发行金本位纸币，逐步向全国。中国政府将来在全国发行与日本货币形状、分量、名称相一致的金本位货币，与现行货币同时流通使用。通过以上措施，达到“如同德、奥两国一样，以经济同盟最终消除经济国界的目的”，即从经济上变中国为日本的附庸。
这一套经济侵略方案深得寺内和胜田的赞许，西原龟三也就充当了这个方案的具体执行人。
西原龟三为实现其侵华主张，曾先后六次来中国为寺内正毅奔走。西原第一次来华在1916年6月底，目的是为推翻大隈内阁和寺内上台组阁作准备。他在中国二十多天，到过许多地方，接触过很多人，起草了《关于适应时局的对华经济措施纲要》意见书，得到寺内和日本银行家的赞赏。西原还搜集了大隈对华政策的许多劣迹，回国后编印成册，广为散发，并且在贵族院作过一次演讲，促成大隈内阁的倒台和寺内内阁的成立。
寺内上台后，“朝鲜三人帮”立即按既定方针成立了兴业、朝鲜、台湾三银行借款团。四天后，12月22日，西原就奉命第二次到北京，以三行代表的身份，秘密进行第一次交通银行借款的谈判。交通银行是当时中国的最大银行之一，有货币发行权，和国库关系密切，从当年6月份起就陷于停兑困境，中日双方曾商谈过把它改为中日合办银行，所以寺内把它作为经济渗透的第一个突破口。西原经驻日公使章宗祥介绍找到曹汝霖（当时是交通银行董事长，后任总裁），用特殊优厚的贷款条件为诱饵进行游说。北京的亲日派当时还不知道西原的来历，日本政府就故意让他显点神通。一件事是章宗祥托他向寺内转达中国政府关于取缔在华日本浪人的愿望，不久之后，东京果然下令各地浪人限期回国。再就是交通银行借款问题，本来大仓财阀正在同该行进行谈判，忽然奉政府命令停止交涉，而由西原接谈。第一次交通银行借款五百万日元，很快就谈成了，1917年1月8日草签合同，20日签定了正式合同。西原还与段祺瑞内阁交换了关于筹设日中合办银行的备忘录。北京政府又看见西原可以在大藏省随便指挥胜田的幕僚和兴业等三行的人员，才知道的确来历不凡。正在梦想以武力统一中国的段祺瑞，便通过西原的牵线，一头栽进日本怀抱，开始了日、段勾结。
西原回国不久，2月间就发生了美国对德绝交、中国在芮恩施影响下的对德抗议事件，中国可能从此倒向美国。同时德国仍在积极拉拢中国，中国也有被德国拉过去的可能。西原从章宗祥处听到消息，马上向内阁建议：一定要把中国夺过来，让它在日本领导下对德参战。这时，也正是英、法以战后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作为交换条件，要求日本促使中国参战的时候，所以日本政府格外积极。为此目的，西原受本野外相委托，2月16日第三次来到北京。为了便利西原的活动，本野甚至把林权助公使紧急召回东京。西原传达日本政府意见：中国如果对德宣战，日本答应归还庚子赔款，赞助提高关税、废除治外法权和收回租借地，并提供二千万日元作参战建军费用（即暗示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当时由于“府院之争”正在激烈进行，段祺瑞提出的参战条件比较高，一时难以成交，西原只好先促成中国在3月14日对德断交，回国去继续同章宗祥接触，用较高的条件诱使中国参战。
5月间，北京的“府院之争”达到*，黎、段破裂，段被免除总理职务后退居天津，策动各省督军反黎。日本看准了段祺瑞的亲日倾向，坚决给予支持，派西原（化名山田宪川）第四次到中国。西原于6月8日秘密抵达天津，住在曹汝霖家，同段祺瑞一起策划恢复政权，胜田主计在东京用电报指挥。寺内甚至亲自出马，6月11日通过章宗祥打电报给天津的陆宗舆（时任交通银行股东会长）转告段祺瑞，要他坚决以武力夺回政权，并密令北京正金银行和天津三菱洋行借给段大量军费。
段祺瑞平定张勋复辟活动后，黎元洪引咎辞职，段祺瑞又重新上台。国民党议员逃往南方，北京已无政敌。日本人以为段政权从此巩固了，下决心大规模援段。7月，内阁通过决议：“不反对日本财团单独或与他国财团协议对中国政府进行财政援助”；“如果中国政府权衡得失机宜，要求供给武器及其它军需品，也将予以友好考虑”。寺内内阁终于撕下了“不干涉”的面纱，转而公开、全面地进行干涉。
8月14日，中国对德、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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